2019年3月26日 星期二
以需求为导向,构建“老年友好型生态”

金立山     2018年09月27日 18:56



老龄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态。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更快、老龄人口的总量更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未来十几年卫生与健康改革发展的新蓝图,展望其中的养老产业,刚需养老将进一步巩固,而休闲养老将进一步多元化、创造性发展。

记者:有人形容“未来影响中国人的最大变数是超老龄社会”。因为未来二十年之后,对于当下30多岁的这代独生子女来说,将意味着要么好好工作当职业化的典范,要么回家孝顺年迈的父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文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将来老龄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根据人口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约为18%,2030年约为26.5%,2040年约为31.5%,2050年约为36%,2055年达到峰值37.5%。这就意味着,未来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将生活在人口老龄化的“高原”上,而不是过了某个“高峰”即可回到“平原”上。所以,超老龄社会不是什么“变数”,而是很明确的“定数”。

对于现在30多岁及以下的年轻朋友而言,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需要有长远的打算。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不仅要养活自己,养育孩子,还要承担养老责任,因而其负担将是比较重的。就养老责任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承担家庭的养老责任,即为自己的父辈和祖辈提供生活资料、照护服务和精神慰藉,使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度晚年。二是承担社会的养老责任,即通过纳税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等途径,为老一代人提供生活资料、医疗服务、照护服务、精神文化和无障碍环境等保障项目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因此,年轻朋友们不仅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同时还必须承担对老人的养老职责。

毫无疑问,这二者是有一定矛盾的,但必须统筹兼顾,否则全社会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这就需要提高效率,而这里的关键是创新。一是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我们创造的人均财富量能够增加;二是通过创新,提高年轻人养老的效率。后者即指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方式,以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要,同时适当减轻家庭的负担。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老年人的部分需求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满足,但亲情无法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实现,所以年轻人仍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与自己的老人有零距离的接触,提供能够体现亲情的关怀和服务。

记者:发达国家都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在哪里?有哪些先进的应对方式可以借鉴?

何文炯:一般地说,人口老龄化主要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人口寿命延长,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主要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尤其是医学进步)的贡献;二是生育率下降,这主要是生育意愿下降。然而,各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在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一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生育率下降是老百姓自主决定、自愿选择的结果。但是,在我国,政府对于百姓的生育行为是有干预的,因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同时,我国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因而其老龄化又有特殊性。

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保障服务水平还很低,这一领域资源不足,且配置不合理。二是为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之保障服务需求,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作为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很重,但人口结构老化、尤其是劳动力结构老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为此,我们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效方法。明确社会各主体的职责,建立有效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按照代际均衡的原则,设计老年保障服务制度,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加快发展社会化的老年保障服务,尤其是社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生产老年生活和服务用品,构建“老年友好型环境”,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按照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支持老年人就业和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

记者:当前,为了挖潜经济新动能,国家有关部门正密集调研,养老服务业或迎来新一轮政策助推,包括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鼓励民间资本加快进入养老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等。您觉得养老产业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政府的权责该如何界定?

何文炯:发展老年产业,不仅有益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部分养老负担,提高全社会老年保障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养老服务业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因为需求量很大,所以,养老服务业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此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养老服务业有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两大方面。近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旨在促进机构养老服务业发展,同时还鼓励民间力量进入机构养老服务领域,于是养老机构数量及其床位数都有大幅度的增长。相比之下,居家养老服务受重视的程度不够。但事实上,就大多数老年人居住于家中养老,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和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迫切需要发展社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因而这类需求的量是很大的。所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应当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基于这样的理解,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支持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前些年的做法,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性社区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效果不理想。这就需要转换思路,采取市场化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和各类民间组织从事居家养老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定位要准确,在养老服务领域,政府要从养老服务供给者转变为监管者,从“运动员”转变成为“裁判员”。据此,要尽快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让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记者:就生产而言,现在养老产品逐渐走向智能化,杭州就出现了智慧老年社区等等,您觉得新科技与养老产品的结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何文炯:从历史上看,任何产品的进步,都是依靠技术创新,养老有关的产品也不例外。从国际上看,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养老有关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均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们的许多产品已经进入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市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近几年,我们国家在养老服务智能化等方面有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所以,我们的发展空间无限。这里的关键是两条。一是以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以降低成本、节约社会资源为原则,进行产品设计。所以,充分了解需求是基础性的第一步。二是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经济学告诉我们,需求决定市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有需求,就有供给。老年人有需求,就有人会去设计产品;老年人的需求有变化,就有人会去改进产品设计;哪里有先进的技术适合于老年服务领域,就有人会想方设法用进去。所以,要设法让企业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关键在于要让企业感到有利可图,同时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就消费而言,随着50、60后逐步进入老年,老年消费群体的需求日益多元,旅居养老、抱团养老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种趋势?

何文炯:确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养老方式也是如此。随着50、60后这一代进入老年,他们对于老年生活的理解和愿景与上几代老人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一代人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他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以短暂的时间,跨越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他们既有艰苦朴素的本质,又能够享受现代文明,对老年生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而且,他们又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会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寻找适合于自己养老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断地创造各种新的生活方式。政府要做的,是顺应这种趋势,做好服务工作,包括改变某些不适宜的规则。同时,需要根据这种变化,分析其中的风险,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乃至消除风险,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公序良俗。此外,还要通过有效的服务,提高老年人风险管理、自我保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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