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 星期二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长三角16城市的调研数据研究
钱文荣 李宝值     2016年05月06日 18:14

广大农民工带着梦想进入城市,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常常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扰,甚至使他们产生重新回到农村的想法,这已经影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本文利用2010年在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调研数据,对于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调查结论有: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初衷的实现对其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且大于其收入提高的正向影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初衷的部分实现和完全落空则体现出对留城意愿的负向影响,而初衷完全实现和基本实现对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第二,进城农民工公平感知度的提高不仅对其留城意愿具有促进效应,而且在其初衷达成度与留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能容忍较低的初衷达成度,但对公平有着更高的诉求。综合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如果说城镇化是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那么,只有基于产业发展要求和自愿集聚而产生的内生型城镇化才是合理的。反之,那种仅被外在力量强制推进的外生型城镇化只能算是“造城运动”,并不能带动城乡经济统筹发展,也不能为城乡居民带来福利。所幸对留城意愿的尊重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十八大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对农民工意愿的尊重正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因此,对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视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调查发现,初衷达成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这意味着,努力提高初衷达成度是今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的重要抓手。而且研究发现,初衷达成度的正向作用大于收入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初衷达成度相比过去单纯提高收入的思维对农民工更具吸引力。随后的研究又表明,这种吸引力对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这说明以代际差异为代表的新因素使得初衷的内涵不断动态式发展,相关政策制定不能守旧僵化。而且,初衷达成度视角的意义不仅于此。在当前“保增长”和“促转型”双重目标之下,农民工主要分布的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面临着成本和转型的双重压力。如果按照过去一味提高工资的思路,往往导致出现企业被迫减少工作岗位供给的困境。但如果能设法保障工资收入合理性的同时,帮助农民工实现收入以外的初衷,以其他初衷的实现来缓解收入向上刚性的约束,那么就有利于破解工作岗位减少和保护留城意愿之间的矛盾。 

因此,清晰、准确地把握农民工初衷的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相关部门应充分重视进城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和发展情况,加强与农民工的有效沟通,及时准确地了解农民工进城初衷的主要内容和偏好顺序,做到有的放矢地帮助其提高初衷达成度,并且应该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把握农民工进城初衷内容和偏好的变化,做到鼓励和扶持的可持续性。此外,引导农民工树立更加科学的进城初衷,形成更加合理的评价标准,对于初衷达成度的提高同样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有效的宣传和培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在上述主观方面帮助农民工提高其初衷达成度,客观方面的努力也不容忽视。所谓客观方面是指农民工所取得的客观成绩,这依赖于自身能力和外部机遇两个方面。因此,一方面各地应通过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等方式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通过新社区规划和组织工会活动等方式促进农民工形成城市社会资本,通过农村集体资产改革和小额贷款发展等方式提高农民工的金融资本,进而帮助其提高初衷达成度。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该致力于让农民工共享本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创造,积极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方面向外来人口的覆盖,为农民工实现其初衷提供平台和服务。 

在帮助农民工实现其初衷的过程中,还需要极力避免以下情况的出现:即使在健康合理的初衷内涵和评判标准之下,农民工的努力奋斗也无法换来对等的、合理的、满意的初衷达成度。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等人强调的“ 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思路。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高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平高,而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专业化分工水平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因此,农民工初衷达成度的提高在本质上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更是市场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增强公平感知度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初衷达成度对留城意愿的作用而产生间接影响,尤其是提高那些初衷达成度较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这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公平环境比对农民工的直接补贴更为重要,而其在本质上依赖于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主的改革宏利的进一步释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改革导向,加强从完善公平制度入手破解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的难题,淡化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专有利益,营造友善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农民工因户籍歧视而无法享有同等机会和待遇的困境。 

在考虑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之后,研究还发现某些相同的初衷达成度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初衷的完全实现、基本实现和部分实现对其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只有初衷的完全落空对留城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初衷的完全实现、部分实现和完全落空体现出对留城意愿的负向影响,只有初衷的基本实现体现出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能容忍较低的初衷达成度,但对公平有着更高的诉求。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对较低初衷达成度具有更高的容忍度,这有利于保持城市中农民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推进。而在返乡回流的老一代农民工中,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在城市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那么对于村镇来说,这些新要素的涌入将改变当地的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当地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有利于当地非农产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该项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随着进城农民工中新生代比例的不断提高,公平问题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各级政府应努力提高对公平的认识和制度设计的能力,将公平既视为一种目标,又视为一种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手段。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要注意公平的全面性和异质性的问题。就全面性而言,如前所述,公平包括四个维度:结果公平,过程公平,信息公平和交际公平,提高农民工公平感知度的路径是多维度的,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或市场完善等手段,从有形的方面保障农民工物质获得的公平性,同时还要通过媒体宣传或加强教育等手段,从无形的角度让农民工在和本地交往的过程中免受“无形歧视”的困扰。就异质性而言,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农民工而言,公平感知度在各维度上的感知权重是有差异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对公平的要求更高、理解更深刻,而且对各维度的偏好次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需要结合实际准确定位不同农民工群体对各维度的偏好次序,避免努力和帮助因“木桶效应”而大打折扣。

(本文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供稿,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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